或者说，她是一个很善于“以己度人”的人。

自那天晚上的糖水事件后，隐约已察觉到唐进余古怪态度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情绪，她因自觉这是个无解的命题，而问题的根本，或者说能解决问题的关键，实际不出在她这里、也不是她所能轻易承诺的。于是也顺其自然，就扮演了一个“不打扰”的角色。

她不想因为自己情绪上头的怀念而导致不可控的结果。

倒是又想起了一年多前，那次在地铁站口，唐进余最后对她说的那段话，所谓“我只能送你到这里”——她在整理档案材料的间隙抬头，环顾这偌大却空阔的房间，莫名有些失笑，心说又多送了一程，所以，下次告别会是什么时候？

事实证明。

来得很快，正正好一周后。

医生最后一次到家复诊，告知她身体状况已基本康复，各项指标正常。手肘上和后脑勺的纱布亦早都拆除，有些剐蹭，却也没留下疤痕，实属不幸中的万幸。她于是打算再去做次核酸，拿到报告之后，立刻启程回北京。

只是，没想到的是，最后印着检测结果的那张纸，却是唐进余亲自送来给她的。

去开门时，她手里甚至还拿着件没叠完的衣服——她正在收拾回北京的行李。

于是，一个披头散发，素面朝天，穿着方便行动的宽松睡衣，一个西装革履，身姿笔挺。两个仿佛来自不同世界不同季节的人，站在门口面面相觑。

半晌。

唐进余推了推眼镜，顺手将手里提着的两盒糕饼手信放上玄关，她才反应过来，侧过身子，又随手从鞋柜里找出双新拖鞋放地上——浑然不觉这姿态仿佛有点像主客调转，她才是房子的主人。

倒是很自然地回转过身，想起护工昨天似乎买过水果来，很快洗了串葡萄摆作果盘，请他在沙发稍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