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自嘉靖后期起，大明便已陷入经济困境：

尽管海贸带来了大量白银流入，但作为民间主要流通货币的铜钱，却长期供需紧张，一些地区甚至倒退到以物易物的状态，以此缓解铜钱不足的窘境。

好在张居正改革后，大明经济一度复苏，许多地方开始用碎银交易来填补铜钱的缺口。

可到了万历中期，内帑日益充盈，铜钱作为最小货币单位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于是万历皇帝索性统计全国铜炮数量，将这些“闲置”的铜器熔炼成铜钱，试图盘活货币流通。

大明真的缺铜吗？

不尽然。

从乾德皇帝的内库便可见一斑——

内库中最充裕的便是铜钱，逾三亿两白银等值的铜钱被整齐地串起，码放在大木箱里；

各朝各代的铜钱都有储备，俨然是“爱存钱、不爱花钱”思想的缩影。

这还仅是北方地区的部分存量，南方豪商手中的铜钱只会更多，大量铜钱沉淀在民间不进入流通，才是市面短缺的关键。

试想，一千多年来各王朝为铸造铜钱，不知开采了多少铜矿，只是货币流通的梗阻，让“缺铜”成了表象。

到了大明末期，朝廷寄望于仿制佛郎机炮来改善火器，实属不得已的选择——

并非没有先进技术，而是材料瓶颈难以突破。

彼时大明的科技严重“偏科”：

火器设计技术虽先进，冶炼技术却停滞不前，始终无法炼出能替代铜料的合金；

加上早期钢炮因后坐力过大、易炸膛等问题饱受诟病，钢料冶炼技术的发展也因此迟滞。

材料与技术的双重短板，让曾经领先的火器优势逐渐流失，最终在内外困境中走向衰落，徒留技术断层的遗憾。

正如朱有建刚穿越而来时，凭借前世经验制造的加农炮，未必真就全面领先大明原有的火炮技术；

其核心优势在于引进了新型炮弹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