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月光社’是个公开的文艺活动团体，不料1956年后开始反右，社里的许多成员因为资产阶级情调重，‘顺理成章’地被打成了右派，本社也被定性为‘右派组织’，取消活动。但我们这些人心里不以为然：大家在一起听听音乐，就算右倾了吗？于是，我们也顺理成章地转入了‘地下活动’。这一来，一旦风声露出，反而引起了校方的注意，专门给我们立了案，疑为反革命或特务组织。而我们的活动也更隐秘，尽量不再接收新成员，各成员对自己‘月光社’的身份守口如瓶，集会也减少次数，精选隐蔽的地点，而且每次集会只召集三分之一的社员，以防哪一次被当场查获，全军覆没。于是，校方逐渐对本社断了消息来源，失去了把握。

“从去年开始文化大革命以来，‘月光社’又成为革委会虚拟的‘攻坚对象’，因为‘月光社’只剩下了一个虚名，谁也不知道还有哪些人是成员，没有任何集会活动的蛛丝马迹。

“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我们正在这里集会，一个清秀的男青年，手里捧着一叠唱片，冒冒失失地闯了进来。他请我们原谅他的鲁莽，自我介绍说叫柳星，酷爱古典音乐，但因为家里穷，虽然能买到些二手的唱片，却无论如何买不到唱机。有一晚经过解剖楼，他隐隐听见里面传来乐声，偷偷进来，看见是一群人在集会赏乐，便兴冲冲地去捧了唱片来，谁知他再来时，楼里就没了人。之后一段日子里，他执著不懈，天天到解剖楼来等，那晚终于又撞见了我们，并恳请加入本社。

“我们见他说得一片赤诚，便同意他加入，并警告他本社‘地下’的性质。他发誓一切保密，便参加了几次聚会，几乎认识了社里所有同人。

“十一月下旬，本社的绝大多数成员忽然都被隔离审查，查的就是‘月光社’的问题。我们当然矢口否认，但调查组都是有备而来，将我们两个月的聚会情况一一列出，并让我们出示不在场的旁证，这下为难了大多数成员。审讯过程中，调查组向我们出示了第一手的人证对质，你想必猜得出，那人正是柳星。”

我淡淡地说：“既然有这么可怕的先例，我看你们还是不要收我做成员吧，以免再为人所害。”

刘存炽说：“除非你没有兴趣，我们决不怀疑你的意图。其实，那柳星年纪不大，但对古典音乐还是颇有见识的，我真是想不明白，同为爱乐之人，何必相煎太急？大概是利欲熏心……可是揭发出我们这些老古董，又有何利可图呢？也许是革命的表现。”他未等我表态，又自顾自地发起感慨，可见那柳星对他们的打击之重。

骆永枫开口道：“这您难道还不懂吗？那小子未必觉得自己做了什么昧良心的事呢！他做了回地下党，深入敌后，揭了我们这个特务组织的老底，将我们这些特务组织成员一网打尽，会觉得很光荣呢！”

刘存炽说：“这些天我总想在学校里遇见这小子，好好问他几句话，但他好像消失了一般，我到医学系去打听，似乎没人听说过有这么一位。”

我说：“我好像也从来没有在系里听说过这样一个人，说不定他那个学生身份也是假的呢。可能根本就是位公安人员。”

“那么，这入社的事……”江宓望着我，眼里带着鼓励和期盼。

我当然愿意有这么一群志趣相同的长者为伴，共赏佳乐，就欣然应允。凌蘅素嘱咐说：“此事你可千万不能向任何人提起，包括你最贴心的朋友，甚至女朋友和家人。事关你的安危和前程，千万马虎不得。”

这个日记本隐藏之地只有我知道，即便我将这段事记录下来，也绝不会有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