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在公开演讲中称，如果没有义和团，中国早就被列强瓜分了。这一观点乍听之下，似乎赋予了义和团运动极高的历史价值，强调了其在抵御列强瓜分中的关键作用。但深入剖析历史，会发现这是对复杂历史进程的片面解读与错误认知。以下，我从三十一个方面展开详细的反驳：

1. 列强瓜分中国的本质目的：列强发动侵略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根源在于经济利益的追逐。他们渴望打开中国广阔的市场，获取廉价的原材料，倾销工业产品，通过经济掠夺实现资本的积累与扩张。如《南京条约》规定开放通商口岸、协定关税，使中国的经济主权遭受严重破坏，列强得以轻松对华输出商品和掠夺原料；《马关条约》要求中国赔偿巨额赔款，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这种经济掠夺方式已能满足列强的核心利益需求，即便没有义和团，通过不平等条约构建的经济侵略体系，列强也能持续从中国榨取财富，瓜分领土并非他们实现利益的唯一或必然选择。

2. 国际关系格局的制衡：19世纪末，全球范围内列强间的竞争和利益博弈极为激烈。在瓜分中国问题上，他们相互猜忌、彼此制衡。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极具代表性，这一政策旨在确保各国在中国的商业机会均等，防止某一列强独占中国市场和资源。其背后反映的是美国担忧其他列强抢先瓜分中国，损害自身在华经济利益。这一政策得到了其他列强不同程度的认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各国在华势力，避免了因过度争夺而引发列强间的直接冲突。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使得任何一个列强都难以独自完成对中国的瓜分，而需在相互妥协中寻求利益平衡，这是中国未被瓜分的重要外部因素，并非义和团单方面作用的结果 。

3. 清政府的策略与作用：尽管清政府在近代历史中表现出腐败、软弱的一面，但在维护国家形式统一和自身统治方面，并非毫无作为。它采取“以夷制夷”策略，试图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维持自身统治。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联俄制日，签订《中俄密约》，希望借助俄国力量制衡日本在华势力扩张。虽然这一策略最终未能阻止列强侵略，但在一定时期内延缓了日本独占中国东北的步伐。此外，清政府在外交上也进行了一些周旋，如派遣驻外使节、参与国际会议等，试图通过外交途径维护国家权益，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进程，不应被忽视。

4. 中国地域与人口因素：中国地域广袤，从东北平原到青藏高原，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地形复杂多样；人口众多，庞大的人口基数形成了深厚的社会根基。这种庞大的地理和人口规模，使列强难以实现有效统治。相比面积较小、人口较少的殖民地，如非洲部分地区和印度，中国复杂的国情使得列强若想直接瓜分统治，将面临高昂的管理成本和巨大的反抗风险。每一寸土地都可能成为抵抗的战场，每一个民众都可能成为反抗的力量，这是列强在考虑瓜分中国时不得不慎重权衡的因素，远非义和团运动所能单独涵盖。

5. 义和团自身局限性：义和团运动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成员们相信符咒护身、刀枪不入等观念。在实际战斗中，这些迷信思想无法转化为有效的战斗力，面对列强先进的枪炮武器，义和团成员的血肉之躯难以抵挡，许多战斗因此遭受惨重损失，这反映出义和团在思想和组织上的严重落后。同时，义和团存在盲目排外的问题，不加区分地打击与西方有联系的一切事物，包括普通教民、传教士和使用洋货的中国人。这种极端的排外行为不仅未能团结更广泛的力量共同抵御侵略，反而引发了社会混乱，削弱了自身的支持基础，使其难以形成强大、有效的抵抗力量 。

6. 义和团运动的影响范围有限：义和团主要活跃于华北地区，如山东、直隶（今河北）等地，虽在这些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并未蔓延至全国。其他地区，如南方各省，并未因义和团运动而直接改变与列强的关系和互动模式。在东南互保事件中，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与列强达成协议，使东南地区避免卷入义和团与列强的冲突，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这表明义和团运动未能形成全国性的抗敌合力，仅靠局部地区的运动，难以完全阻止列强在全国范围内的瓜分行动。

7. 经济基础与现代化进程角度：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已有所发展，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兴起。他们通过创办工厂、开展商业活动等方式，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进程。一些民族企业在与列强经济侵略的竞争中，努力发展自身，试图打破列强的经济垄断，如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在抵制洋纱倾销、推动民族纺织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民族资产阶级还通过倡导实业救国、参与政治变革等方式，增强了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和抗争意识，从经济层面和社会变革层面为抵制列强瓜分做出了贡献，不能将避免瓜分简单归因于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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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层面：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这是抵御侵略的深层动力源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面对无数次外敌入侵，各阶层人民始终不屈抗争。从岳飞抗金到戚继光抗倭，从郑成功收复台湾到三元里人民抗英，这种抗争精神一脉相承。义和团运动只是这种民族精神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体现，并非孤立的存在。它的背后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积累的文化底蕴和民族气节，是全体中华儿女在面对外敌时的本能反应。这种广泛而深厚的民族精神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展现，是中国未被列强瓜分的重要内在支撑，不能片面地将其归结为义和团的功劳。

9. 国际舆论与道德压力：当时的国际社会虽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为主导，但也存在一定的舆论和道德约束。列强过度瓜分中国的行为可能引发国际社会的谴责，损害其国际形象。例如，日本在甲午战后企图割占辽东半岛，这一行为严重损害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同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日本扩张野心的担忧。于是，俄、德、法三国联合干涉，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这一事件体现了国际舆论和列强间道德制衡的作用，表明列强在瓜分中国时需要考虑国际影响，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瓜分，这与义和团运动并无直接关联 。

10. 历史发展必然性：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来看，20世纪初，民族解放运动兴起，殖民体系开始出现动摇的迹象。随着全球民族意识的觉醒，被压迫民族纷纷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在这种大环境下，即便没有义和团，中国被瓜分也不符合历史潮流。列强的殖民统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危机，难以长期维持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庞大人口的国家的瓜分统治。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的愿望日益强烈，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11. 列强内部经济利益集团分歧：列强国内存在不同经济利益集团，在对待中国问题上意见不一。工业资本家希望打开中国市场倾销商品、获取原料；金融资本家更倾向于对华贷款投资获取高额利润。这些分歧使政府难以形成统一的瓜分决策。比如英国棉纺织业集团积极推动扩大对华贸易，而金融集团则更看重对华资本输出利益，内部博弈牵制了英国在瓜分中国行动上的步伐。

12. 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韧性：中国传统自然经济虽在列强经济侵略下逐渐解体，但仍具有强大韧性。广大农村地区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农民对洋货依赖度低，一定程度抵制了列强商品倾销。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紧密结合，如“男耕女织”模式，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了农村经济运转，让列强难以完全掌控中国经济命脉，并非义和团单独起到抵御作用。

13. 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努力：19世纪末，清政府外交逐渐向近代化转变，培养了一批专业外交人才，如郭嵩焘、曾纪泽等。他们了解国际形势和外交规则，在对外交涉中尽力维护国家权益。曾纪泽在与俄国谈判伊犁问题时，通过艰苦外交谈判，成功修改条约，收回部分领土和权益。这些外交努力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被侵略局面，但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列强瓜分进程。

14. 国际形势变化分散列强注意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列强在全球范围面临诸多事务。如美西战争使美国将主要精力放在争夺海外殖民地；英德之间的军备竞赛和对欧洲霸权争夺，让英国无暇全力参与瓜分中国。这些国际事务分散了列强在华侵略力量，降低了瓜分中国紧迫性。

15. 列强军事后勤补给困难：中国远离欧洲列强本土，军事行动需跨洋运输兵力、物资，后勤补给线漫长且脆弱。在侵略中国过程中，列强需耗费大量资源维持后勤，增加军事行动成本和难度。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补给需从本土或殖民地长途运输，面临物资损耗、运输延误等问题，制约了其军事侵略规模和深度。

16. 中国民间商业力量的抵制：中国民间商业力量在面对列强经济侵略时，进行了多种形式抵制。商会组织兴起，通过联合抵制洋货、倡导国货等方式，打击列强商业利益。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中，各地商会组织民众抵制美货，使美国对华商品输出锐减，显示民间商业力量在抵御列强经济侵略中的作用，而非仅靠义和团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