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克隆人的另一个担忧是会导致“家庭伦理的混乱”。一个不孕症患者如果用克隆的方法要一个孩子，就会引起很多“伦理学问题”，因为从血缘上看，克隆的“儿子”实际上是“父亲”的孪生兄弟，而且这个“儿子”还可能有几个“母亲”：一个是提供卵子的“母亲”，一个是提供子宫怀孕的“母亲”，可能还有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母亲”——“父亲”的妻子，但是这几个又都不是他的遗传学的母亲，他的遗传学的父母是他的“爷爷”和“奶奶”！于是乎维系家庭的关系称谓变得无所适从，家庭由此导致崩溃。这就是一些“伦理学家”为我们描述的悲惨世界。然而这个“悲惨世界”所描绘的并不是克隆技术的恶果，而是“伦理学家”的无知。实际上，家庭称谓关系所解决的并不是血缘问题，而是抚养责任归属问题。正如王朔小说中的“儿子”所说：“要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大，你得管我叫爸爸。”责任归属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收养的儿子虽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父母仍然要为自己的收养行为负上抚养责任（并相应享有监护权利），人工授精时的“父亲”在没有血缘关系的前提下也要为自己的决策承担相应的抚养责任，而供精者虽有血缘关系而不承担。通常的亲子关系与血缘关系重合，是由于子女的产生是父母相应行为的后果，父母按照对自己行为后果负责的原则应该承担抚养责任。明乎此，克隆人的父母理所当然的由克隆实践的决策者担任，而且甚至无需考虑克隆的是谁。把一个由收养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经解决的问题当作“伦理学问题”提出来向克隆技术发难，实属庸人自扰。

反科学者还有一个颇有影响的说法：“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

此说看起来公允平正，左右逢源：任何事情都有两面，科学似乎也不应例外，利益与风险永远共存。然而“科技双刃剑论”既不客观也不公平。本来，不仅仅是科技，任何文化现象都有正反两面，法律、道德、习俗、政治都是双刃剑。

如果认真查一下历史，对各种文化现象分别进行利益风险评估，就可以发现科技是其中利益最大而风险最小的。这是由于科学拥有其他文化现象所难以企及的纠错机制。

冤案的存在显示法律的风险，希特勒的当选上台显示现代民主政治的风险，缠足的历史显示传统习俗的风险。至于道德的风险就更是罄竹难书了，以至于钱锺书会说：“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2]这是由于道德往往把自己看成是善恶的最终裁判者，从而完全失去了纠错机制，构成最大的道德风险。从当代“伦理学”强加给科学的不实之辞可以看出，我们真正应该大声疾呼的是“伦理学是一柄双刃剑！”与此同时，亟待用科学的价值观重构伦理学，促进伦理学的科学化，使其逐步建立纠错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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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科学的高级手法效果可观。如今“科学恐怖症”已经感染了不小的人群，占领了相当大的舆论阵地，连电视节目主持人也把“科学是双刃剑”当成了口头禅，报纸在对青年进行“主题教育”提高科学素质时竟然使用这样的标题：发展科技是“进步”还是“威胁”。文中说：面对“达摩克里斯之剑”锋利的双刃，人类总会彷徨于何去何从之间。就像哈姆雷特的咏叹调“To be or not to be？”一样，高新科技发展对于人了社会的影响到底是“进步”还是“威胁”已经越来越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了。[3]在培养科学素质的旗号之下宣传反科学的思想，这种媒体现状才真是“越来越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了”。

向科学泼脏水成了“时尚”，科学也仍会勇往直前，科学毕竟不是妖术，不是几盆乌鸡狗血就能破掉的。

参 考 文 献：

《进化新篇章》，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12，p.92-100

钱锺书着，《写在人生边上》，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2000.4，p.58

《北京青年报》2001年5月29日第17版，标题：世纪的挑战/青年的责任/大型主题教育活动，当代青年应对挑战的/八大素质之科学发展，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及其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

作者简介：

赵南元，着名科学家，科普作家，清华大学教授，科学公园专栏作家，互动百科科学顾问，今日头条签约问答专家。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专家，主持过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其他基金项目。

（本文发表于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