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琨把一切看在眼里，“这是巫术。你不会觉得是巫术害死了黄玉吧？”我没有回答他，其实我知道厌胜之术，但却并不真正相信黄玉是死于巫术，一切都得慢慢的调查才能够有结果。于是我催促着离开了这里。

两天后邓琨打电话告诉我观音像上的血查出来了，是人血，确切地说，是女人的经血。

我的猜测没有错，开光的观音像让经血给污了，看来黄玉案件的背后，有更多的谜团需要解开。我的好奇心驱使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梁平转介了个求助者给我，他告诉我这个女孩原来是精神病医院收治的，但入院以后通过检查及测试并不像她的家长说得那么严重，不属于精神病，只是有些神经衰弱和抑郁。我仔细地看了看精神病医院的检查和测试结果，女孩叫汪清涵，25岁，在一家私营企业做人力资源。她的自述是这样写的：“我这两个月来，总是觉得自己的身体有问题，特别是大脑，我觉得好像里面长了个瘤，但去了很多医院检查都没查出来，我怀疑医生的诊断水平，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故意不告诉我真实的情况。”于是她总是焦虑不安，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对所有人的话都不相信，总是说大家合伙骗她，常常夜里起来唉声叹气的，有时候还扔东西，家人被折腾得没办法昨天把她送到了精神病医院。精神病院的检查结果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大多数工作压力大，神经衰弱的人都会有一些疑病的情况，情绪波动也会相对的大一些。我决定接手汪清涵的案子。

我让李晴打电话给她，通知她明天早上到中心来，大家聊聊。

第二天早上我因为送女儿上幼儿园，到中心已经九点多了，李晴说汪清涵在我的办公室。

进了办公室，看见一个女孩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她听到我的脚步声立刻站了起来，我微笑着示意她坐下，我也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她穿了一条淡紫色的连衣裙，剪了个学生头，流海很整齐。人长得并不算漂亮，但五官很清秀，个子不高，大约一米六左右。面容很憔悴，那种忧伤的感觉在她的眉宇间流露。她看见我很紧张，两只手捏着裙摆揉搓着。

我习惯性的给她倒了杯水，让她喝一点，舒缓一下情绪。她一只手放在胸前，另一只手拿起水杯，然后突然望向我说：“医生，我没精神病，真的，我没有。”我微微的笑着对她说：“我知道，我也相信你没有精神病，还有我不是医生，我只是心理咨询师。”她的情绪稍微的缓和一点，我继续说：“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心理问题的，只是严重的程度不同，只要不影响你的正常生活和工作，问题都不算很大。”

她没有说话，把杯子放在嘴边。我不再说什么，静静地看着她，我知道她的情绪需要得到平静。

她的目光从杯子上移开，但没有看我，而是看着墙壁上的一幅画，画上是举着陶罐的少女，她凝视了几秒钟，又转向另一幅，那是一幅风景画，画面上是秋天，落叶飘飞。她的眉头时而拧起，时而舒展开来，脸上闪现过淡淡的笑意，但瞬间又布满了忧伤。这时我开口说话了：“是的，人生是很脆弱也很短暂的，特别是女人，再美丽的容貌也经不住岁月的蹉跎。”她惊讶地看着我：“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我笑了，回答她：“我是猜的。”很多问题无法向她解释的，人的微表情有时候最能够反映真实的内心世界。我刚才不过对她进行了行为心理的分析而已。

卷一 隐形人 第四章 九三年（插叙）

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我在新兵连迎来了到西藏后的第一个春节，那天晚上看完春节联欢晚会才熄灯睡觉。我们以为大过年的不会再有紧急集合了，所以精神上很松懈，倒在床上就睡着了，原本应该整理有序的装备也摆放得乱七八糟。半夜三点过钟，一阵急促的哨音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大家乱作了一团，时不时还听见有人悄悄地咒骂声：“妈的，大过年还紧急集合，还让不让人活了。”骂归骂，我们还是很快的便到了操场，但比平时慢了整整一分钟。

新兵连长拉长着脸，咆哮着说：“你们是军人，任何时候都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今天的紧急集合慢了整整一分钟，一分钟意味着什么？对于军人来说，意味着流血和牺牲。各排，检查装备。”装备检查的结果，很大一部分战士的装备不齐，或者是背包打得不规范。连长气呼呼地，用他那纯正的云南口音骂道：“你们这些新兵火卵子，过个节就不晓得自己姓哪样了，稍息，立正。全部都有，五公里越野，跑步，走。”半夜三点跑五公里越野，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不过大年初一这样度过还是头一回。

那天晚上很黑，天空没有月亮，依稀有几颗星星挂在天上。西藏的天空很近，星星也仿佛伸手可摘。不知道跑了多久，我渐渐的落在了队伍的后面，排长在前面叫我的名字，然后用力的吼着，但我已经听不清楚他说的是什么了。我的双脚像是灌了铅一样，重得几乎抬不起来，我不由的放慢了脚步。反正每次五公里我都垫底，也习惯了，大不了回去又听他们咆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