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河役免夫钱’由来以久，就是向百姓专门征收治理黄河的赋税，此法在王安石施行免役法后，就基本被废除了，李承宗急于求成，又想开此恶例。

别人怎么想杨逸不管，他绝对不同意再开这种口子，今天治河收河役免夫钱，明天打仗又要收战争税，这算什么事？

杨逸出班奏道：“治河工程浩大，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急于求成只会使得民生凋敝，祸乱丛生。开征河役免夫钱此举更是不可取，自绍圣元年统一税赋以来，朝廷除正税之外，就免去了一切杂税，若是再开此例，必定民心尽失，怨声载道。”

确实，统一赋税，官绅一体纳粮，已经将举国士绅得罪完了，若再开杂税，则普通百姓也必将心寒彻骨，那朝廷可就危险了。

因此杨逸出面反对后，很多人都表示支持杨逸所言，李承宗的提议当即被否定。

然而事情很快又陷入另一个僵局，那就是“北流”和“东流”之争。

自从黄河北流以来，是顺黄河北流，还是将其导回东流，两者之间的争论就没停止过，元祐年间旧党争了十年，没争出外结果来。

现在又来了。

一直以来，黄河中下游的治理，与大宋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社会问题密切关联，并产生了相互的影响，并非单纯的治河问题。

以前，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在朝廷有大量“冗兵”，而在抗御辽国、西夏的斗争中，却长期处于被动局面；

执政者也自然将对黄河下游的治理、与北方边境的军事防御体系结合在一起；

希望借助黄河这一天险，来加强北方军事防御。

可以说，防御辽国始终是朝野士人在治河工程中、考虑的重要原因之一。

尤其在澶渊之盟后，治河工程的开展，更是多与大宋国策、军策的制定，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大宋以防边为重的基本策略。

总的看来，在以前特殊的环境下，大宋一方面要加强对黄河的治理，另一方面，又希望发挥黄河防御辽国中的重要作用。

也就导致了朝廷长期疲于应付治河与御辽两条战线，在以前的客观环境下，这也是因形势所迫而形成的一种无奈局面。